第一，制度变革应当遵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民主协商程序。

第三，延迟判决可能造成无法挽回后果或者明显对一方当事人利益造成极大损失。三、受理案件的要件 根据修正后的宪法第61条和第61-1条的规定，可以将法国违宪审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组织法和议会内部规则在公布生效之前的强制审查。

其中情势变更既可以是现实情况的变更也可以是法律的变更，比如宪法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修改等。尽管事后审查仍然属于对法律的抽象性审查，但是事后审查源于法院受理的具体案件，因此，审查的法律必须是在该具体案件的诉讼过程中的被适用的法律，这就是与个案的关联性。在第二类事前审查程序中，抽象审查的提请主体主要是政治领袖和团体：共和国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者60名参议员。就此而言，法国违宪审查是一种以宪法委员会为核心，各种政治力量与司法机构共同参与的制度。如果可以违宪部分可以剥离，则法律可以在删除相关条款后正常公布，否则就不能公布。

宪法委员会主要采取两个标准来判断这一关系：第一，该条款的缺失是否影响该法律的实施。根据法国宪法，它只解决议会通过的法律、议会规则以及国际条约的合宪性问题。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主张趋近宪法的合宪解释的学者，也同时主张宪法法院尽量不去操作这种解释。

[71]毕竟，诉诸宪法要比单纯诉诸正义、公平的观念更符合裁判规范化的要求。它的特征在于，在法律适用于个案之前，人们无从知晓它是否会导致违宪，人们也无法基于法律在A案中的适用结果而预测它是否会在B案中导致违宪。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规定了著作权使用的法定许可制度，这是法律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著作权的限制。沈某则辩称，自己与宋某一起生活了40年，生育了3个子女，宋某年老生病都是由她来照顾，且已到民政部门补办结婚证，自己与宋某的婚姻应为有效。

因此，虽然人们对合宪性解释的性质还有不同的认识，但有不少论者都将其定位为目的解释的一种。反之，若将原告解释为属于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则其虽然丧父，却依然可以得到应有的抚养费，其所遭受的不利影响也将降至最低。

从裁判规范化的角度说，不能允许法官一遇到疑难案件就马上诉诸其公平的法感并作为裁判依据。本案涉及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问题。[20]这两个例子正显示出合宪性解释与目的解释之间的紧密关联。[67]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申请宣告死亡利害关系人的顺序问题》，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37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23]参见前引[17]，苏永钦书，第85页。或许在宪法学界看来，合宪性解释的概念和理论本是舶来品，而学界的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形成合宪性解释理论的基本框架，并将这项法律技术推荐给实务界，推动法官们对学术建议作出积极回应。[91]同上书，第127页，第121页。[28]姚某与覃某探视权纠纷案，见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80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此种解释显然更合乎宪法第49条的意旨。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46]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受国家的保护，婚姻法是落实此种保护义务的法律途径，民法虽属私法，但也是立法权行使的结果，当然也要受基本权利的直接拘束。[59]参见前引[3]，黄卉文，第289页。案例5：王德钦诉杨德胜、泸州市汽车二队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其一，诉诸公平原则难以满足裁判说理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在评述本案裁判时也说，对涉及相对人重要权利的问题存在多种理解时，采纳有利于保护相对人权益的限缩性解释更为适宜。法院认为，刑法意义上的‘户与公民的私人生活密不可分，是指与外界相对隔离，供公民日常生活的特定空间。

[27]应超在女方分娩后一年内以结婚时女方不达法定婚龄为理由诉刘媛媛解除无效婚姻案，见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4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需要注意的是，宪法第39条上的权利主体是公民，而不是家庭。

[89]合宪性解释既然发生在部门法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则宪法学理论当然需要关注部门法的具体实践，也需要关注部门法理论的进展，否则很难对法院的实践予以学理上的充分评判。[51]宋某与汪某于20世纪50年代结婚，后因感情不和，经亲友调解于1967年私下解除婚姻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还能弥补我国合宪性审查体制的制度性缺漏，意义深远。首先，法官既然是以法学方法处理正义问题，他就必须进行法律论证场域内的编码转化。

[67]从形式上看，这是在民法通则文义范围内的择一适用，但在实质上却相当于对司法解释之文义的转换。[14]换言之，婚姻关系并不能自动成为法官的裁判理由，它必须先转换成法律上的理由。[75]参见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宪法并没有把婚姻保护降格为保护一张‘结婚证，[52]当事人稳定持久的共同生活也是受宪法保护的价值。

[36]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结构》，《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35页。如果径直适用，非但无法达到立法的预期目的，还会造成更多的社会纷乱。

就此而言，此种类型的合宪性解释不能说完全没有制度层面的保障。可惜，本案法院只是依照法律的字面含义进行解释，虽符合法律的文义，但并不符合宪法保护公民财产权的意旨。

这类看法既妨碍了对违宪问题的学术研究，也不利于违宪审查体制的具体操作。[25]见林丰、鞠琳：《未成年非婚子女追索抚养费是否应适用诉讼时效》，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49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

这与典型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形成了对比。因此，即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之际尽到了最高的审慎，也很难防止适用违宪的发生一、开幕式的感受 听了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教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宪法、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体会，觉得他说得非常好，很受教益。三、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完善 不少论文和发言，讨论了人大代表选举中的贿选、人大代表名额分配、选民与人大代表的关系和选举制度完善等议题。

苏联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实现了最高苏维埃代表的直选，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在19世纪就实现了国会议员选民直选。为做好发言，我浏览了全部论文，用了全部时间出席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

不过，批评虚头巴脑不着边际的东西绝不是否定基础理论研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会后根据发言提纲和记忆，将总结发言要点概括如下，其中按逻辑要求补上了口头发言时省略掉的少许语句。显然，那种代议机关毫无代议功能、完全不反映民意，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